復旦文博教授陸建松認為文博專業學科建設未受重視是主因
中國文博專業每年有300名畢業生,很大一部分畢業后轉行,博物館人才培養和高校博物館學科建設未受重視,是博物館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
大凡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的同學走出校門,總會碰到兩種尷尬問題:你們挖墓么?你會鑒定么?經歷過幾次驚慌否認不知所措后,現在的文博系同學總能面不改色回應,“不不不,曹操的遺骨不是我們發現的。《功甫帖》是真是假?我是真的不知道。”
文博人才青黃不接
中國文博專業現每年只有300名畢業生,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畢業后轉行,博物館人才青黃不接,像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三年都招不到一個合適人才。這是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陸建松,5月6日在“5·18國際博物館日”系列活動之“中國博物館建設熱 呼喚加強專業人才培養”講座上提供的信息。
1980年代起,中國博物館數量從1983年的467座猛增至去年的4100座,平均每40萬人就擁有一座博物館,和歐美大國相比(美國平均1.7萬人一座博物館,德國平均1.2萬人一座博物館),中國仍有巨大發展空間。然而,和目前蓬勃發展的博物館營造運動呈極大反差的是,國內文博人才青黃不接。隨著文博老專家一批批退休、去世,高層專業人才不時面臨斷代狀況。北大、南開、浙大等主要高校每年的文博專業畢業生只有300人左右,遠不能滿足大量博物館運營的需求。而在這些學校中,北大以考古學為主要發展方向,南開主攻歷史和文物學,即使是有專門研究博物館學的復旦大學,每年六十余個畢業生,從事拍賣行、畫廊、媒體,甚至和本專業毫不相關的銀行、咨詢領域的都不在少數。
博物館學究竟是做什么的?從字面意義看,即是關乎博物館的科學,博物館性質、特點、經營方式、職能范圍都在其考察研究范圍內。“5·18國際博物館日”今年的主題是“博物館藏品架起溝通的橋梁”,立足于“物”來探討新時期博物館的使命,陸建松卻認為,在博物館事業日漸興旺的中國,“人”才是亟待解決的最大問題。
從世界博物館行業近些年的發展來看,以藏品保存和研究為主要職責的傳統辦館理念漸被拋卻,展示教育和公共服務漸成現代博物館經營核心。但反觀中國當下博物館專業從業人員,考古和理化專業出身的人才占據了半壁江山,而展示教育方面的人才卻極其匱乏。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以數量繁多的高質量教育活動著稱,其教育部總監劉麟曾感嘆,“我們也不知道教育活動該怎么做,只能全都試一遍,憑著年輕人的沖勁。”另一方面,博物館類型也在轉變,從原來的以歷史文化類為主,向自然、生態、科技等行業延伸,而跨學科人才也沒有跟上。
人才培養機制問題多
那是什么造成了中國博物館人才不足?陸建松認為,博物館人才培養和高校博物館學的學科建設未得到足夠重視,是最主要原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開、復旦、浙大、北大等十幾所高校紛紛開設博物館學專業,基本能滿足當時需求。三十年過去,博物館發展發生天翻地覆變化,高校教育水平卻一直停滯不前。
從外在原因看,學科限制是阻礙。去年,原本與博物館學同為歷史學二級學科的考古學升為一級學科,地位大漲。博物館學無論在專業設置、招生數量、投入還是編制、人才引進、課題申請等方面都處弱勢。陸建松“哭窮”說,“全校每年行政花費少于10萬元的二級單位只有兩個,一個是力學,一個就是我們,每年才5.7萬元,200個學生只有18個老師、1個行政人員!”
而這些開設博物館學的高校中,其本身的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機制也存在問題,比如,本科課程設置多為歷史學、考古學、文物學、博物館學、文物保護,看起來像大雜燴。復旦博物館學系學生因而常流傳這樣的抱怨,“學史學導論看各種文獻原典時,覺得自己是文科生;學博物館教育做觀眾調查時,覺得自己是社科生;學展覽設計畫平面圖3D圖時,覺得自己是美術生;學文物修復保護做實驗擺弄瓶瓶罐罐時,又覺得自己是理科生。”陸建松說,學生什么都學,卻又什么都不專,畢業后在拍賣行不能做鑒定,在博物館不能做有邏輯結構的策劃,在考古工地不能下工地組織開掘,成了名副其實的“三腳貓”。這種泛而雜的體系與博物館不斷專業化的趨勢極不相稱。他更毫不客氣地指出,“我們的老師本身合格么?很多老師對自己的學術課題太過孤芳自賞,卻忘了我們這個專業是要落地的。”
現在博物館從業人員魚龍混雜,且兩極分化嚴重。大館招聘限制往往嚴格,以至于上博書畫部三年招不到一個滿意人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小館卻成為各種裙帶關系爭取編制的溫床。陸建松指出,實行博物館從業人員的資格認證,從確立到實施也許會碰到很多問題,但總要先設檻攔一攔。
日本博物館學家倉田公裕曾說,博物館學并不是只探求各個博物館的實用性知識,而是探求其本質的獨立的學問。換言之,博物館學并不是博物館的各個事例或一般知識的單純的拼湊。總之,博物館學的中心課題是把握博物館的基礎,即博物館的本質。我們的博物館學教育,距離這個本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