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高校評價體系是標準且多元的，包括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綜合職責，而且這一評價體系也歷經了近千年的積淀——1088年歐洲“大學之母”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成立、現代大學起源之后，注重教學;1810年德國洪堡創建柏林大學，強調科研;20世紀30年代，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等提出“踩在牛糞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強化了社會服務功能。中國也在致力探索“扎根中國、融通中外、立足時代、面向未來”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但發展過程中卻面臨著一些問題。

比如，何以各校“青椒”為了職稱拼命想在核心期刊發論文?何以論文造假形成了灰色產業鏈，而文化傳承創新、知識普及等社會服務職能卻黯然失色?

原因之一，無非是單一、固化、唯科研論文馬首是瞻的評價指揮棒作祟。因為職稱評定、碩博畢業等無不依賴少而精的專業權威與核心期刊(C刊)。盡管學界一直在呼吁：“C刊不等于學術評判，更不能與職稱評定畫等號。”然而，正如傅道彬等多位學者指出的，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人文研究漸漸表現出“學術凸顯，理論淡出”的傾向，缺少了問題意識和思想深度，陷入技術式的細碎枝蔓的流弊。

不少核心期刊的文章，洋洋灑灑動輒萬字，多為尋章摘句、史論總結、文獻綜述，脫離問題意識、沒有思想深度，“為考據而考據”。學術批評少見、前沿探索稀缺、前瞻對策難有，這樣的論文有多少學術價值?再看論文文風，晦澀不忍卒讀，八股化現象嚴重，論文的傳播，變成了寫誰誰看、誰寫誰看，從印廠直接拉到垃圾站。謝有順等大學教授、評論家坦言，自己寫完論文都不愿意再看。

因此，學術成果不該僅以枯燥晦澀的方式呈現在核心期刊上，更應該以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公開傳播。與其在象牙塔內深居簡出、“躲進小樓”，不如站在“互聯網+”的風口，這或許是網絡文化以及學術思想的最新打開方式。學術和文化走下核心期刊的“神壇”，步入互聯網時代的“講壇”，有助于突破“唯核心期刊論”的束縛，擴大論文和文化成果的刊發載體范圍，對文化思想的價值重構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媒體融合發展、互聯網時代的大背景下，學者和學術的社會價值應該在新媒體的話語體系里發揮更大作用。與浙江大學幾乎同一時期，上海交通大學試點將優秀網絡文化成果納入宣傳思想工作干部職務職稱評聘條件;吉林大學出臺規定鼓勵優秀網絡文章和網絡輿情信息稿件創作，建立學術委員會工作組或專門委員會、重視音視頻類網絡成果、推選展示高校網絡優秀作品、推動建立全國高校網絡文化研究評價中心等探索之路，還在前行中，我們不妨對類似的探索多一些支持和包容。

優秀網絡文化成果的認定在實踐中明確標準、形成體系，應該成為高校綜合評價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這是媒體融合發展的必然趨勢。進一步，認定的網絡文化成果如何轉化、落地和應用、傳播?優秀網絡文化成果如何真正推動文化引領、文化育人?這才是優秀網絡文化成果認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