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學

1927-1937

1927至1929年，北京大學處于動蕩之中。奉系軍閥攫取北京政權后，實行恐怖統治，悍然殺害了北大教授李大釗等人，把具有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視為眼中釘，1927年8月頒令將北京大學與北京其他國立八校合并組成國立京師大學校。1928年6月，國民黨軍隊進入北京，奉系軍閥退出關外，北大師生開展復校斗爭，發表《北大宣言》：“我們北京大學受軍閥惡勢力的摧殘已經整整一年了?！俏覀儠r時刻刻忘不了我們的北京大學。北大固有的精神仍卓然存在?！比欢暇﹪裾仁菦Q定將京師大學校改稱中華大學，后又把中華大學改為北平大學，隸屬北平大學區。北大師生堅決反對，組織復校委員會，阻止當局以武力接收北大。1929年初，國民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把北大定名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北大組織不變，對外仍可譯為北京大學。北大在被迫停課9個月之后，于3月11日開學復課。6月，國民政府停止實行大學區制，8月，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校名。復校斗爭取得勝利。

1930年12月，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笔址结槪脑u議會為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大政方針的決策機構，另設行政會議和教務會議，學校的管理更趨規范。1932年6月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實行學院制，改文、理、法三科為文、理、法三個學院，胡適、劉樹杞、周炳琳分任院長。下設14個學系：文學院有哲學系、史學系、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包括英、法、德、日四組）、教育學系；理學院有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地質學系、生物學系、心理學系；法學院有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對教師隊伍進行整頓，延攬國內一流學者，實行教授專任制，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得以較快發展。1932年制定了《國立北京大學學則》，實行學分制，要求學生具有文、理方面基本知識，文學院一年級開設必修課“科學概論”，理學院一年級開設必修課“國文”。據1935年統計，全校開設課程288門。這一時期，雖然國民黨政府推行的“黨化”政治日趨加強，但北大仍保留“五四”以來開設的部分社會科學理論課，如“馬克思學說研究”、“馬克思經濟學說”、“唯物主義與教育”等。1932年，成立研究院，下設三部：原研究所國學門改為文史部，增設自然科學部和社會科學部。1934年又將三部改為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研究生入學考試、論文答辯等制度日臻規范。

1931年7月，北京大學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設立合作研究特款，用于購買圖書、儀器，資助建筑設施，設立研究教授（先后聘請研究教授29人），舉辦學術講座，設立助學金及獎學金。這筆經費對北大教學和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1935年北大興建了新的圖書館，可藏書30萬冊，設有500個座位。理科各系的教學科研設施也得到了改善。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于1931年至1937年擔任北大地質學系主任，對北大地質學建設和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他主持下新建了地質館，設立了礦物、古生物學等實驗室，開辟了地質陳列室和研究室。顏任光教授主持物理學系后，建立了普通物理、專門物理等十多個實驗室，成為當時國內同類專業中設備較齊全的系。1936年新建了宿舍灰樓，改善了學生的住宿條件。開展對外學術交流，先后邀請哈佛大學教授威爾遜，倫敦大學教授斯密斯，巴黎大學教授郎之萬，以及在量子力學創立和詮釋方面作出偉大貢獻的丹麥著名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來校講學。這段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有：李四光的《關于第四紀中國及東亞氣候之討論》等論著奠定了中國第四紀冰川研究的基礎；丁文江與葛利普合作的《中國二疊紀及其二疊紀分層之意義》等論文曾在華盛頓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上宣讀；另有饒毓泰、曾昭掄、孫承諤在物理學、化學領域的成果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文科和法科也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論著。

這一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北大師生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熬拧ひ话恕笔伦儽l后，北大學生會立即發出抗日通電，呼吁“速息內戰，一致抗日”。1931年12月1日，230余名學生組織南下示威團，赴南京向蔣介石示威，發表《告全國民眾書》，要求政府“立即收回東北失地”，“立即全國總動員對日本絕交”。1935年12月，華北危在旦夕，清華、燕大、北大等北京大專院校和東北大學師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掀起抗日救亡高潮。12月9日，愛國學生沖破軍警封鎖，從四面八方匯集到新華門前示威，向當局提出反對“防共自治”，公布中日交涉經過，保障地方領土安全，停止一切內戰，給予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等六項要求。會后示威游行隊伍遭軍警鎮壓，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傷。北大學生返校后，召開全體大會，通過總罷課決議。12月16日，為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市學聯組織全市學生游行示威，北大負責率領第三大隊2000多人，沖破阻攔，到達天橋與清華、燕大等20余校同學匯集，舉行市民大會，北平各界群眾和東北流亡同胞紛紛自動參加，與會者達3萬余人。大會發表了《告民眾書》，通過了“不承認冀察政務委員會”、“收復東北失地”等決議案。會后，學生和市民組成的游行隊伍進行總示威?！耙欢ぞ拧边\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運動后期，平津學聯組織了南下擴大宣傳團。北大負責的第一團到河北固安、任丘、霸縣、保定一線，步行700余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并發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鋒隊”。返回北平后，與第三團倡議成立的“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合并，于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京郊區開展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宣傳?！捌咂呤伦儭北l后，北大民先隊隊員奔赴延安或抗日根據地的有60余人，為民族解放和革命勝利作出了貢獻。

西南聯合大學時期的北京大學

1937-1946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月底，北平、天津相繼陷落。9月，奉教育部令，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至湘，合組長沙臨時大學。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組成常委會主持校務。長沙臨大在戰亂中倉促組建，校舍或租或借，所需經費、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嚴重不足，但三校師生克服困難，通力合作，于11月1日開始上課。臨大設有17個學系，有教師148人，其中北大55人。至11月20日，原三校學生報到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連同招收的新生、借讀生共1452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軍空襲長沙的次數增加。1938年1月，國民政府批準臨時大學再遷云南昆明。2月，全校師生分三路赴滇，其中一路由300余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赴滇。師生們在旅途中頂風冒雨，翻山越嶺，沿途進行抗日宣傳，開展社會調查，了解民俗風情，搜集民歌民謠，采集教研標本，同時也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磨練了身體和意志。所經各地，受到當地民眾的熱情迎送。旅行團橫跨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余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歷時68天，于1938年4月28日平安抵達昆明，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

1938年4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校遷昆后首先面臨校舍問題，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的大力協助下，租到昆華農業學校用作理學院校舍，拓東路的三個會館及鹽行倉庫用作工學院校舍。由于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法學院設在云南蒙自縣，成立蒙自分校，8月底分校撤銷。蒙自師生返昆后，又逢增設師范學院，校舍更加緊張，遂又租借了昆華師范學校、昆華工業學校、昆華中學等校校舍。西南聯大新校舍于1939年4月建成，位于昆明市西北郊三分寺，占地120余畝，除圖書館和兩座食堂為磚木結構的瓦房外，其余均為鐵皮或茅草為頂的土坯平房。1940年7月，日本侵略軍攻占安南（越南），云南成為前線，局勢日益緊張。根據教育部應作萬一準備的指示，學校在四川敘永縣成立分校，一年級及先修班在此上課，1941年1月6日開學，8月敘永分校撤銷，遷返昆明本校。聯大設有文、理、法商、工、師范5個學院，26個系，2個專修科和1個先修班。1939年5月，三校研究院相繼在昆明恢復，北大研究院下設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

戰時的辦學條件異常艱苦。圖書館的書架是用木包裝箱堆壘而成，藏書僅幾萬冊。圖書館座位緊張時，有些同學就到街上的茶館去，不僅可以讀書、討論，還可以解決喝水問題。“聯大學生泡茶館”成為戰時昆明的獨特景致。實驗設備短缺，教員經常動手制作，因陋就簡，以應急需。由于物價不斷上漲，師生生活日趨困難。自抗戰以來至1943年，昆明物價上漲了300倍，聯大教職員的薪金卻只增加了5倍。為了生計，教師不得不到其他學校兼課，甚至廉價出售書籍、衣物等，同學則利用課余時間到校外兼差。條件雖然艱苦，師生卻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弦歌不輟，勤奮教學。

在空前的國難面前，西南聯大以“剛毅堅卓”的精神，和衷共濟，艱難辦學。聯大集中了三校著名教授、學者，師資力量雄厚。文科多兼通中西的學者，理工科既有若干基礎學科和工程技術學科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又有抗戰前后留學歸國的一些青年教授，均具有較高的教學水平和學術水準。聯大教師不但學術造詣精深，而且具有很強的敬業精神。如周培源、吳大猷等教授居住在離學校數十里遠的郊區，為保證學生的聽課效果，從不采取連續數小時集中授課的方式，一門3學分的課程，他們不惜數小時的路途往返，堅持每周三次來校授課。聯大十分注重學生的基礎訓練和實驗實習等環節，知名教授親自講授基礎課和必修課。教學管理亦非常嚴格。學校規定，不及格的課程不許補考，學分記為零分。如果必修課不及格，必須在下一學年重讀，如隔一學年再讀，即使及格也不計學分。學校還十分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如化學系的定量分析實驗，實驗數據達不到一定的精度，必須連夜重做。這種嚴謹的教學作風，不僅為學生奠定了扎實的知識基礎，也培育了良好的學風。聯大教師教學與科研并重，在圖書資料、儀器設備極其缺乏，出版條件很差的情況下，仍堅持進行科學研究，撰寫了很多高水準的學術論著，有多項在1941年至1945年教育部舉辦的五屆學術評議活動中獲獎。其中獲一等獎的有：《堆壘素數論》（華羅庚）、《湍流論》（周培源）、《多原子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吳大猷）、《新理學》（馮友蘭）、《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占一等獎總數的40%。

西南聯大以在艱難條件下培養優等人才著稱于世。創校九年來，共有在校生約8000人，其中本專科、研究生畢業3882人。在他們中間，后被評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外籍院士的有90人；在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位科學家中有6位是聯大學生；3人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人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對國家的建設發展和人類的科學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在緊張的課堂學習之余，眾多的社團組織開展了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活動，對于提高學生文化素養，鍛煉活動能力起到了積極作用。

聯大同學為抗日救國踴躍參軍，曾有三次較大規模的參軍活動。先后有1100多人投筆從戎，約占學生總數的14%，其中何懋勛（何方）、黃維、繆弘等15人在抗日戰爭中以身殉國。此后還有齊亮、劉國誌、榮世正等14位烈士在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鞏固政權的斗爭中捐軀。他們是國家民族的驕傲，也是西南聯大的光榮。

抗日戰爭勝利后，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終于可以來臨，而蔣介石政府卻堅持獨裁和內戰，共產黨順應民意發出“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制止內戰”的號召。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校的學生自治會于1945年11月25日聯合舉辦反內戰時事晚會，遭國民黨軍隊鳴槍威脅。12月1日，武裝軍人和暴徒分別襲擊西南聯大新校舍和師范學院，投擲石塊和手榴彈，聯大師院專修科學生潘琰（女）、李魯連、南菁中學教員于再和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遇難，50多名學生受傷。蔣介石政府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慘案，激起了師生極大的憤怒，他們舉行抗議大會，得到全國近20個城市各界人士的聲援。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昆明學生與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揭開了解放戰爭第二條戰線的序幕。

“神京復，還燕碣?！笨箲饎倮?，組成聯大的三校復員北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緊張，三校在平津的校舍也須修繕，聯大在昆明又續辦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舉行結業典禮，正式宣告結束。師范學院繼續留昆辦學，1946年8月更名為國立昆明師范學院（今云南師范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光榮地完成了戰時大學的歷史使命，“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譜寫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光輝篇章。